绘画对于范扬先生来说，是一件单纯而快乐的事。他的画看似轻松自然，信手拈来，实则却是具有大智慧、大聪明之人方能达到的化境。
　　李可染先生曾言绘画要“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，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”，被后来学画者作为一条通向成功的不二法则而倍加推崇，当然，可染先生此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以及不容忽视的参考意义，但很多人并未真正理解这句话所蕴含的深意，只是一味地盲目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表面意思进行实践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最后出来的作品却如严家饿隶。而对于范扬先生来说，他可以很轻松地随时、随意出入于传统。出入自如，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。例如，他近期画的《竹林禅寺》、《远望虹桥》、《从张家界望天门山》等作品，那种还原于直觉的近似宋人雕版勾勒的高超笔法，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。
　　对于传统，范扬先生是真正能和古人进行对话的，他曾下过很大功夫认真研究过传统，领悟传统精神，并且在调节传统与现代性的矛盾上，他有着超常的变通能力，由此而使其作品呈现出入于古而出新的特征。范扬先生的画，得意一挥，便具有淋漓华滋、生机勃发、超逸优游、睿智机敏的美，展卷即有如云开雨霁、霞光灿烂般的美。
　　范扬先生曾说：中国画也似围棋，棋子仅黑白，棋盘也就是方格，其落子规则也简略，其变化却无穷无尽，可以生发，可以手谈，能有风格，可以养性怡情。包容既大，也极自我，芥子须弥，纳于一物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其轻松简单的言谈背后，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，画家所特有的那种机智与才情，一览无余。范扬先生对绘画独特而透彻的理解，以及高超的运筹帷幄的领悟、把握能力，应是由此而得来的。
　　以诙谐、灵动、洒脱的笔墨语言，来表现中国人的宇宙意识，以及表达中国人的情感寄托和生存意志，乃至中华民族的泱泱大国之气，是范扬先生绘画作品的一大境界。不过，看他的画，却又是极其轻松的，不会因其作品承载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而让人感到沉重和压抑。相反，在他的作品前，我们的心灵可以在他所营造的那种大化之境中无拘无束地畅游，豪爽、洒脱、飘逸、畅快，一泄心中郁气，从而达于无限自由的状态。
　　在具体的画面处理上，范扬先生同样有他独特的高明之处。他曾说：“一般人画山水主要是勾、皴、点、染四种技法，我还有一个‘勒’——勾勒的勒。‘勒’过去是工笔画的技法，画完之后‘提醒’一下，就叫做勒。对于我自己来说，写意也可以用，一般是画到最后的时候用。我先是勾皴点染，最后再用浓墨提醒。具体而言，是在全部画完之后，个别部分再醒一下。所以，我的画，是‘收拾’出来的。画画，会不会收拾，很重要。”绘画在一定意义上，可以说是一项技术，所以，具有高超的技术是画好画最基本的前提。正因为范扬先生对绘画中的技术有着如此独到的理解与把握，所以其作品才超越“技”而成为“艺”，达到“得意忘形”之化境。
　　对于人的才情，古人有“才高八斗”之说，若用在范扬先生身上，未免让人觉得不过瘾，且“八斗”是一个虚数，所以用来衡量范扬先生内在的才华，确有“有过之而无不及”之意。范扬先生的确是才华横溢的，他在绘画上，工笔、写意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鸟，无所不涉，且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斐然成果；另外，在书法方面也有所研究。
　　尽管范扬先生在艺术上面貌多样，但在本质上始终是对宇宙、对生命本原的追求。在他的作品中，“天人合一”状态中的“人”，是已经被历史文化陶然、滋养之后的“人”，是一个具有“大我”特征的人——作为画家，只有进入这样的“大我境界”，才具有进入“天人合一”状态的基本资格。在这个意义上，范扬先生的画，具有人文主义和表现主义色彩，但又不是西方式的。在他的画中，“临事制宜”与“从意适便”能够与“情驰神纵”自然而然结合得天衣无缝，这就是范扬先生的大聪明、大智慧。
　　看范扬先生的画，之所以能使我们精神上达到如此自在的化境，不仅是因为范扬先生是一个极有灵性的画家，更是因为他是一个知识结构完整的画家，有着全面且透彻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把握，比如对汉赋、唐诗、宋词都有非常深刻的体认。更重要的是，范扬先生在这种深厚文化底蕴的语言表达上，有高超的化转异质文化的能力，所以看他的画，使我们在轻松愉悦的同时，感受到中国丰厚文化的滋养。这是现代人愿意并乐意接受的传达方式，范扬先生很智慧地察觉了现代人的心理，并恰当地找到了这种表达方式。至此，我们不得不佩服范扬先生艺术修养的高妙。
　　所以，看范扬先生的画是轻松愉悦的，而这种轻松愉悦却带给我们无量大智慧。